【编者按】当城市化浪潮渐次模糊乡土的轮廓，当岁月流转悄然带走旧时光的印记，一本承载着地域记忆的著作，便成了打捞乡愁、延续文脉的重要载体。《我的故乡上塔市》正是这样一部作品——作者李纯怀揣“怕老故事被遗忘”的赤诚，走访乡邻、翻阅方志，将上塔市的山水风物、市井人情与历史褶皱，凝练成兼具方志严谨与散文温度的文字。
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却在干豆角的香气、冬桃山的执念、寻常人的故事里，藏着最鲜活的乡土肌理；没有刻意的煽情，却以平实笔触勾勒出边镇的精神底色，让故乡不再是地理坐标，而是可触摸的情感原乡。
我们汇编多位文化人对这本书的解读，并非简单的观点罗列，而是希望透过不同视角，解码书中的文化密码——既是致敬作者对故土的深情守望，更愿这份裹挟着烟火气的乡愁，能唤醒每一位读者心底的故乡记忆，让地域文脉在共鸣中得以传承与延续。
李纯：张师山上叙乡愁
刘生康（中共岳阳市委讲师团原副主任）
平江上塔市张师山，湘鄂交界处的一座名山，相传汉代重臣张良在此隐居，现存张良祠、卧仙石、读书洞、炼丹岩，层山叠嶂中风光无限。金秋时节，正值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来自市县各地的宾客与文友齐聚在张师山居，欢声笑语，举办《我的故乡上塔市》新书交流座谈会，共同抒发对家乡故土的浓郁乡愁。
张师山居，位于张师山崇山峻岭一个峰顶之上，是一处乡村宾馆，四面远眺皆美景，眼见山下上塔市镇星罗棋布乡村全貌，山谷中似飘来雷佳演唱的《乡愁》，“多少年的追寻，多少次的叩问，乡愁是一朵云，乡愁是一生情”，此刻，乡愁是一本书。来宾进入会场，一坐定便低头翻看李纯的这本新书，对这位老作家老领导的敬重不禁油然而生。
《我的故乡上塔市》书整齐摆放在主桌上，油墨飘香。书未发行已先热，平江县原文联主席喻子英《一方山水一方人》书评和县文联副主席彭世民撰写的《与湘北边镇的精神对话》文章先后在湖南日报、岳阳日报刊发。首师大研究生廖礼扬写出《以文为史，还乡铸魂》读后感，岳阳日报当天发表了曾昭志的访谈。四位作者以乡愁为主题，所撰写的评论，流露出对作品的赞扬和对作者才华的敬仰。
座谈会由上塔市镇党委副书记陈韬涛主持。平江县党史办主任朱冒柏作主旨发言。他翻开书的第1页，讲述作者的“最美是家乡”理念，阐释了镇政府与地方志编纂室支持编写这本书的意义与价值。他说，“这本书兼备文艺、方志、散文特点，引经据典，却又叙述随性，情感饱满，24篇文章体现了见证历史、表现风情、映像生活、推介人文等五大特点，山水民俗与生活情感交融，情有独钟于故乡，情之所生为传承”。
上塔市镇党委书记陈德兴致辞中说，“读这本书，仿佛走进了上塔市历史文化的基因库，处处可见作者对故乡的深情与敬意”。他回顾近年上塔市文化活动兴盛，仅新书交流座谈会就连续举办三次，其中《书香上塔市》2003年出版后，发行至18个省，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位曾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党委书记，上任来重视文化宣传。这次他以不同的词汇，同样的激情，抒发对上塔市镇文化建设的自信与展望。
主持人请作者李纯发言，全场响起祝贺的掌声。大家期待他的即兴豪言，李纯却云淡风轻，不紧不慢，拿出撰写的打印稿念起来，3000多字，有乡土文学的理论探讨，有自己写这本书的初衷，还有诸多张师山典故和上塔市的乡村史料，他述说故乡的历史，与熟悉的人物对话，情节鲜活生动，过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故去的人似仍活在世间，栩栩如生。
李纯讲稿人手一份，大标题《记故乡模样，传上塔市文脉》，其意深邃；小标题却明白如话，朴实无华。四个章节，一是“怕老故事被忘，想替家乡把记忆存下来”，二是“游子情难断，想给在外的亲人搭个乡愁桥”，三是“惜家乡美藏深，想把上塔市的好说出去”，四是“盼文脉能传，想把上塔市的魂传下来”。李纯的平江方言，抑扬顿挫，情意深深，其文学的追求，有初心有使命，令人感慨。
这位平江县老文联主席、老政协副主席，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讲起书的创作历程，内心并不平静，坦言动笔初衷是“怕老故事被遗忘”，面对老一辈逐渐离去、本土记忆濒临消散，他决心成为家乡文化的记录者。半年内，他走访乡间、查阅方志，整理旧作，精心编撰，终完成了这本书稿。在他的诸多著作中，这本书虽薄，但倾注了自己晚年的全部心血，分量很重。
苏世扬作为嘉宾第一个发言。他是上塔市镇文旅发展的积极组织者。20多年中，先是对黄泥湾村古民居保护与开发出大力，后又策划德胜村黄鳝面节，使之成为湘北美食文化节庆盛会，近年为德星村张师山居医道康养出谋划策。阅看李纯新书，他说许多场景与人物都很熟悉。这位东北汉子和李纯一样，早已把母亲家乡当作自己的精神原乡，退休后一直甘当上塔市乡村文化志愿者。
有来宾发言说李纯名如其人，众人赞同。纯，指单纯不含杂质。他的纯情，表现在对家乡和文学创作的热爱；纯正是指其作品与人品皆是正能量；纯粹则指他专注于文学与戏剧创作。纯朴纯真指在同志之间和对父老乡亲，和蔼可亲，无论为官还是为人师长，真实不伪装，简单不复杂，保持着一种低调和谦虚谨慎。
曾在上塔市镇(原冬塔乡)任党委书记的宋炼刚，当年在任时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为保护开发古村落古民居，发动文人学者，编辑《上塔市散记》书，收录29篇文章，其中就有李纯写张师山的4篇。15年后，他就任县文旅局党组书记，为平江文旅不断开创新的天地，这次他为李纯新书写的《魅力纯哥》，回忆李纯写张师山系列文章的影响，“爱故乡爱到了骨髓里”，细说李纯众多获奖作品以及与他半个多世纪的情谊，不胜唏嘘。
平江县政协副主席郑湘平熟悉上塔市山山水水，更对出版新书情有独钟，他与周思维2023年策划的《书香上塔市》，全书大开本，彩印，装帧精美，编撰90多位上塔市古今文化名人传记，全国征文，众乡友投稿。此书奠定了上塔市镇的文化定位与发展主题。发言中，他高度评价李纯的新作，往事历历，感慨这位老友对平江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
县政府张波副县长首先向李纯致以热烈祝贺。称赞《我的故乡上塔市》“是一部凝聚深厚情感与高超文学造诣的心血结晶，是一部心血之作，一份文化厚礼，更是一缕桑梓深情，一曲故乡恋歌”。认为“书中流露的真挚乡情令人动容，通读此书，最打动人的是字里行间那份浓郁化不开的家乡情怀，这份情感，在李纯笔下得到了最深切的体现”。
最后，张波副县长提出，“平江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要以《我的故乡上塔市》为范，催生更多的精品力作，期待平江文人学者们能继续深耕这片文化沃土，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更深的笔力，创作出更多记录时代、讴歌家乡、滋养心灵的优秀作品，共同繁荣我们平江的文化事业，同时使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平江人的桑梓之情、反哺之义得到更多的释放，从而汇聚成为共同建设家乡的强大力量”。
平江县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赵取平、县文旅局党组书记丁创模、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赵淼涛、县文联主席罗鹏飞、县政府办原主任李炎平等领导和市县一众书友文友，会上会下纷纷向李纯表示祝贺。因伤痛未能参会的《书香上塔市》主编周思维，也发来微信致贺，说李纯新书是写上塔市专著中的第8本，一个乡镇能做到这样，是乡土文化的传承，也是平江文化的繁荣。
这次座谈会犹如文坛盛会，三任文旅局书记局长、三任文联主席、三任剧团团长和数位近年上塔市专著的编委会主任、主编与编委参加，活动安排也丰富多彩，有半山草堂参观，还有文艺节目助兴。平江文旅局干部谭水平和张琳都曾任剧团团长，应邀前来演唱革命样板戏选段，花鼓戏《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声情并茂，余音绕梁，两位国家级演员，用这种方式向剧团的老团长致敬，李纯回首当年，许多亲历的文坛盛事涌上心头，抚今追昔，百感交集。
声名鹊起的本土歌手叶丹随后登台唱《岳阳谣》，这首歌是她在今年第四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推出的主题曲，由她自己写词作曲并演唱，作为市音乐家协会在岳阳文旅盛会上推出的新曲，歌以岳阳楼、洞庭湖为文化坐标，将千年文脉与烟火人间巧妙熔铸。歌声起，叶丹在张师山居倾情投入，气场犹如站在央视星光大道舞台，演唱别有一番韵味与情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坛岳家军”闻名遐迩，戏剧创作尤为突出，连获全国大奖。平江籍剧作家相继调往岳阳。李纯却扎根基层，深耕本土，也成为全市重量级人物。他文学作品与戏剧创作均获过国家级、省市大奖。2016年出版的《李纯文集》，80万字，分文学与戏剧上下两卷，集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戏曲与电视电影剧本之大成，其中《金凤凰》获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平江丝弦《一方端砚》、电视连续剧《七彩雨》等都曾在央视连播。
李纯始终称自己是乡土剧作家，但他创作题材广泛，各类著述丰厚。在文学创作上，既有中短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更是不胜枚举。剧作方面，有花鼓戏，花灯戏、丝弦剧 、电影电视剧，创作能力惊人。湖南省剧协主席范正明在为其文集序言中写道，“李纯善于捕捉和把握重大题材，他的作品贴近时代，真实性与戏剧性强，展示了剧作家与时俱进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
乡愁源于故乡的眷恋，也是对祖国民族的深情。剧作家李纯，笔走龙蛇，思接千载，其一腔乡愁，寄寓于上塔市，定型在张师山。《我的故乡上塔市》不仅仅是一本书，是一位老作家最新艺术成就，也是对自己一生文学艺术创作的完美收官。鲜花美酒已去，掌声赞美渐远，从主席台上走入民间，《我的故乡上塔市》与家乡的青山绿水同框，与张师山的美好与传说同在。
这一方山水 这一方人
——《我的故乡上塔市》读后
喻子英（平江县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
“石要南江人打，墈要冬塔人砌。”还是在我光着脚丫在泥地上撒野的时候，父辈们的一句口头禅，莫名其妙成为了我们接受棍棒教育的下饭菜。其时，我家破旧漆黑的老屋里，驻扎着两位生磨打猪槽的石匠和一伙修路砌墈的副业劳力，一根或长或短的钢钎，一个或大或小的铁锤，一双破烂的纱手套，是他们随身的行头。当时，我们都想不明白，父母和祖父母要教训我们时，与操着外地口音的南江人和冬塔人有什么关系？
长大后，我才懂得， 我就是父辈们心里眼里的一块石头，就是南江石匠钢钎下要千锤万凿的石磨和猪槽坯子，就是冬塔砌墈师傅井井有条码起的一个格子；生磨打猪槽，凿石成器，砌墈不加水泥钢筋，仍永固千秋，藏着令人钦佩的智慧。就这样，我在并不知晓南江和冬塔大地理方位的情状下，对南江人和冬塔人有了初始的印象，而且，也应该是我的上一辈和上上辈对南江人冬塔人的集体印记。
读初中了，父亲饶有兴致的一段张师山白云庵诗话，在我看来，似乎不是一个传说，而是活生生把两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和辞官归隐的张良请到了如今的冬塔。尽管父亲从没出过远门，更不通晓诗词格律，我们父子都是津津有味的样子。在歪歪斜斜记录君臣和诗的小本子上，我的心思在白云庵鼎盛的香火里神游，张师山以其神秘和神圣，令我心驰神往。
当亚林瓜子香飘大江南北，瓜子大王陈魁江在长沙刮起炒货旋风，我吃着亚林瓜子，看着电视里滚动播出的亚林瓜子广告，不免感叹：一粒小小的瓜子，竟有如此能量，霸满超市，霸屏电视。后来，更加霸气和炸裂的是，电视报道瓜子大王陈魁江豪掷600万元，在老家冬塔乡捐建亚林小学，创下平江县个人捐资助学单笔最高记录。从此往后，亚林瓜子和陈魁江，在老乡情缘的催化下，刻进我的记忆神经，并且一直处于激活状态。正是沿着记忆的河流，我闻香而追，脚步踏进亚林小学，用心用情触摸一桌一椅留存的温度，一砖一瓦蓄积的力量；慕名走进长沙榔梨工业园，面对面领略瓜子大王光环笼罩下农民大哥的风采，聆听久负盛名的“亚林”更名为“童年记”背后的故事。必须提到的是，方言和乡音在异地他乡，没有水土不服；商标和公司更名，不仅仅是找准了芸芸众生同频共振的人生初始频道，更是坚守了传统炒货工艺“草本香料”和“零化学添加”的祖传秘方，凭一招鲜，安为先，吃遍天。
前两年，我先后读到记述上塔市的两本书，一本介绍国家传统村落黄桥村的前世今生，一本述说上塔市的绵延书香。在开卷之前，我没有去过黄桥村，更没进过黄泥湾大屋。翻开书页，黄桥村和黄泥湾大屋从文字图片中矗立出来，古民居形态、古建筑风貌、古村落文化，像放电影一样立体呈现。其实，黄泥湾大屋走进公共视野，除了200年的风雨沧桑，青砖烟瓦排列组合的近7000平方米宏大场景，其强大磁场，在于“后学津梁”牌匾复活的桂林书屋久远的琅琅书声，抗战标语再现当年战地医院的家国情怀。2023年的世界读书日，在“后学栋梁”牌匾下，《书香上塔市》新书发布，重新修缮的黄泥湾大屋迎来高光时刻，受桂林书屋书香浸润的学海先贤，从上塔市走出的大学学子，在书上拓印重教兴学、逐梦前行的鲜活脚印。
从冬塔乡到上塔市镇（撤区并乡前，冬塔乡为南江区的一个乡，撤区并乡后，冬塔乡单列设乡，后来冬塔乡撤乡建镇，更名为上塔市镇），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频频闯入我的视野，牵引我的视线。然而，我和上塔市相隔百里，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犹如荧屏上的风景和明星，我只是小板凳上偶尔的观众，眼前闪现的，仅仅是片段式的特写镜头，作为谈资，我也没有知根知底的底气。
直到作家李纯先生，特地将他的《我的故乡上塔市》书稿送我，让我协助校对，我才找到沉浸式走进上塔市的入口，也就有了冒昧地写下《我的故乡上塔市》读后的激情和冲动。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地方性写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特别是当下，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刷着地域文化的边界，城市化进程又持续消解乡土记忆的根基，作家们如何在自己的笔下重建与故乡的精神联结？李纯的长篇散文《我的故乡上塔市》给出了一个充满诗性与哲思的回答。这部作品不仅是他对故乡上塔市的深情回望与期待，更是一次对“地方性知识”如何转化为文学表达的积极探索。
李纯笔下的上塔市，不是地理坐标上的简单标注，也不是一本乡土地理书籍，而是一个被记忆反复打磨、被情感不断重塑的文学空间。作者采用了多维度叙事策略，将个人成长记忆与地方历史变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地形学"。在描述上塔市的风物时，李纯不是外在的观察者，而是内在的参与者，笔下的这一方山水是这一方人的“名片”，这一方人是这一方山水的“经理”。
在开篇的《贵客到访》一文中，引用王维的“君自故乡来”诗句作为题记，由此打开“应知故乡事”的话题。显然，现任上塔市的书记、镇长，对任职地方的现状了然于胸，那包干豆角，散发着家乡历久弥新的烟火气息；那些高山云雾茶，在故乡的月明风清里发芽散叶；那片黄桃，正在乡亲的汗水和有机肥化合下丰满圆润起来。
在《边镇硝烟录》《毙寇三雄》等篇章中，生动再现上塔市民众保家卫国，奋勇抵御外敌的场面。文中亲手掐死日本鬼子的壮汉陈幼松、智勇双全解救三名女青年的乡警赵郑奇、嫉恶如仇砸死黑雄二男的何哑巴，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鲜明地展示了上塔市民众敢于冲破枷锁，打破常规。另外，在作家的地理坐标系中，下官庙、龙潭庙、老街、石头河和张师山等地方，是永远无法抹除的记忆原点，发散着巨大的张力。这些地标的张力，源自于文化传承、精神向度。尤为可贵的是，李纯没有陷入怀旧主义的窠臼，而是以一种清醒的姿态面对故乡的变迁，在怀旧与未来叙事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如在《再见桑园》和《冬桃山的味道》等篇章中，细数桑园变迁和冬桃山竹笋、黄精和冬桃的味道，把这一方人热爱这一方山水、经营这一方山水写得淋漓尽致。
纵观当代文学潮流，大致可概括为对两个维度的追求，一个是对生命状态和存在价值的观察与思辨，一个是对文本的创新与突破。李纯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戏剧家，一位年过古稀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观察的角度并不守旧，认知的高度并不落俗，而是一直秉持着创变，并以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他在下官庙抗战旧址，心里沉甸甸的，低头慨叹：战争无论何种理由，牺牲不管哪个阵营，生命同等，世界需要和平。他经过得胜村106渡槽，总要想起人称水利书记的刘志斌。刘志斌在冬塔工作十五年，坚定“水生万物”理念，带领群众修水库，挖渠道，在任时亲手绘就丰收图，退任后留下风景线。他再访桑园，又遇当年人称蚕花的技术能手曾芸，和盘托出曾芸果断地给自己的“面子项目”和“形象工程”收场，大胆地跟着市场走，闯出一片新天地。曾芸的抉择，不仅仅是茶与桑彼此的改变，也映射出大集体时期，冬塔人何以集体外出从事修路砌墈等副业谋生，改革开放后外出承包基建工程和办厂经商而创业致富。他在松源村走访，揭示了上塔市人才辈出的成因，乃是当地苦送苦读的风气和上塔市居民低调务实的品格。
语言风格上，《我的故乡上塔市》展现了李纯作为剧作家的独特优势。文字富有节奏感和画面感，长短句交错，形成了类似戏剧对白的即视感，很多铺垫、呼应、对比，很有质感。
如在家乡的书记、镇长上门到访时，本来作者对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是熟稔于心，完全可以如数家珍，但他却刻意饰演客居他乡的角色，总是报以深情的关注。这不仅体现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也是作者在蓄势与借势，主动让客人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可以想见，作为多年离开故乡的作家，作为现任地方长官，他们的县城见面，并不是对上塔市感情的疏离，而是身体的位移。在《吃鱼》一文中，捕捉了年少时吃木鱼的酸痛笑话，感受到如今水库捉鱼的欢喜没了边界，但归根结底，“我在吃鱼的时候，看见老家人的生活有了讲究”。
同时，作者善于运用地方方言词汇和民间谚语，使文本充满了地域性色彩。但这种地方性表达并非封闭的，而是通过李纯精湛的语言驾驭能力，实现了方言与普通话的自然融合，既保留了乡土气息，又确保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如在记述昌江河的源头时，山洪暴发的撒野，抗战血染河水的悲壮，放河灯祭奠公仆的淳朴，跃然纸上。现在河道治理后，刚放下钓竿，一条接一条上钩的鱼儿，“好像喝多了汤汤水水，想看看岸上的风景。”在描写上塔市的市井生活时，李纯的语言尤其生动鲜活，几个动作、几句对话就能勾勒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种白描功夫显示了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底。在《塔的重生》一文中，68岁的堂婶，隔着手机屏，惊喜地看到远在非洲打工的女儿和女婿，嘴里不停念叨：“我不出门，看见了外国，看见了非洲人……”这样的语言，如乡厨端出的夹杂着辣椒大蒜的回锅肉，肥而不腻，鲜香诱人。
《我的故乡上塔市》最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作者对“乡愁”这一永恒文学主题的当代诠释。李纯没有将乡愁简化为对逝去时光的感伤追忆，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反思和精神寻根。通过对上塔市历史变迁的梳理，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种反思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对话的可能。李纯笔下的上塔市居民形象尤其体现了这种复杂性——他们既受制于乡土社会的局限，又蕴含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既面临着时代变革的冲击，又保持着坚韧的文化生命力。如在《冬桃山的味道》里，透过顶爹弥留之际，大冬天要吃冬桃山的桃子为线索，引出冬桃山的来龙去脉，解密冬桃就是猕猴桃，心心念念的就是冬桃山的味道。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目光投向都市生活时，李纯却选择回到上塔市这片文学的原乡。这种写作选择，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文化抵抗的意味——抵抗同质化的叙事，抵抗遗忘的速度，抵抗精神家园的坍塌。《我的故乡上塔市》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需要一方可以扎根的土地，一个可以回望和观照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的故乡。
与湘北边镇的精神对话
——读《我的故乡上塔市》有感
彭世民（平江县文联副主席)
国庆假期的电话铃响起，听筒那端传来李纯老师熟悉的声音，像灶膛里未尽的火星，隔着千山万水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温热。随后，上塔市镇党委书记陈德兴也打来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我的故乡上塔镇》新书交流座谈会。这通电话，不单是邀约，更像是一场精心筹备的、关于整个上塔市镇文化记忆的召唤。
翻开还带着油墨香的新书，恍惚间先嗅到的是湘北丘陵间湿润的泥土气，听见了昌江水汤汤流淌的声音。这本书不厚，却沉甸甸的，承载着一个边镇的全部记忆。
一、记忆的纹理
李纯老师是土生土长的上塔市人。这个平江北大门的小镇，过去叫冬塔乡，过了界就是湖北通城县。一个小镇能写成一本书，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
在去参加座谈会前，我再次翻开这本书。李老师的笔触有着独特的双重性——既有生活的粗粝，又不乏文字的细腻。这种特质像极了故乡的老墙，抹灰粗糙地刮过掌心，却能在粗糙的触感中传递最真实的体温。
书中对龙潭庙的描写尤为动人。儿时的龙潭庙是孩子们的游乐场，贺大神的塑像双目如电，香火缭绕中寄托着乡民最朴素的愿望。李老师的母亲曾在此求签治愈父亲的肺疾，后来连唱七场皮影戏还愿。而这座庙宇的变迁，恰如这片土地的命运轨迹：从庙堂到完小，从农机站到商贸中心，每一次转变都在时代的年轮上刻下印记。何大爷那句“很久不见，莫问起”，道尽了传统在现代洪流中的无奈与坚韧。
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普通人的生命叙事。“毙寇三雄”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如野草般生生不息。陈幼松，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农民，却在日军抢牛时从草堆中跃出，徒手搏斗。头顶被刺刀劈开，鲜血喷涌，那双握惯锄头的手却如铁钳般死死卡住侵略者的喉咙。这些不曾载入史册的名字，却比许多纪念碑更永恒。
二、变迁中的坚守
在上塔市镇的变迁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种是向前的驱动力，如信号塔的建立让堂婶“看见了外国”；另一种是向后的牵引力，如顶爹弥留之际对冬桃山藤桃的执念。这两种力量共同构成了故乡的完整面貌。
黄泥湾大屋的修复过程，尤其体现了这种坚守。这座清代建筑历经沧桑，抗战时期曾是战时医院，牌匾上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序文依稀可辨。刘生康教授与苏世扬记者的十年坚守，不仅是为了一座老屋，更是为了延续文化的血脉。苏记者抱病仍坚持回黄泥湾休养的身影，让人想起古人所说的“文化守夜人”。
而石头河的变迁，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从“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到如今的文旅热点，这条原名马嘶江的河流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新的定位。但刘长江书记坚持保留“石头河”这个质朴的名字，因为“最大特点是质朴之美”。这种对本质的坚守，正是文化传承的精髓所在。
三、味道里的乡愁
如果说建筑是故乡的骨架，那么味道就是故乡的血肉。李纯老师对故乡味道的描写，细腻得让人鼻酸。
冬桃山的味道贯穿了他的一生。顶爹家的黄精酒要七蒸七晒，小笋干“变成淡黄色，晶莹透亮”。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弥留之际，唯一的心愿是吃一口冬桃山的“藤桃”。当孙子踏雪上山，在正坑岩石下找到野生猕猴桃时，顶爹微微点头，吞下一个，当夜安然离世。这种对故乡味道的执念，何尝不是对生命根源的最后守望？
黄鳝面节上的那一幕更是意味深长。阵雨突至，一个打扮精致的姑娘撑伞圈住面碗，对犹豫的六旬老爹说：“大爹，趁热吃，凉了伤胃呐。”雨珠落碗，她忍俊不禁扑哧一笑。这笑声里，有善意，有理解，更有一种超越代际的温情。陈德兴书记的感慨道出了真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一句空话，应该落实在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里。”
四、精神的还乡
张师山的故事，将这种还乡推向了精神的高度。这座以张良古庙著称的山峰，不仅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张良“从赤松子游，精通玄理，使君得保天年”的选择，暗合了现代人对精神归宿的寻求。
传说中茅草化桥送刘邦回长安的情节，与老剧本《白云山》如出一辙。这些民间叙事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它们寄托着人们对自由与超越的永恒向往。当我们登临张师山，东望幕阜山，西眺洞庭湖时，完成的不仅是一次身体的攀登，更是一次精神的飞升。
五、纸上的永恒
合上书页，暮色已深。这些文字如一条隐秘的河流，带我回到那片土地。故乡不再是遥远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精神原乡。
李纯老师的笔下，上塔市镇的文化工作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实践。从黄泥湾大屋的修复到石头河的开发，从黄鳝面节的举办到张师山文化的挖掘，每一处都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创新。这种文化自觉，让上塔市镇在时代变迁中既保持了独特的气质，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书中，我们看到上塔市镇对文化工作的重视不是停留在文件里，而是落实在行动中。他们懂得，真正的文化传承需要载体，需要故事，更需要像李纯老师这样愿意俯身记录的人。这种文化自觉，让一个边陲小镇在现代化的洪流中守住了自己的根脉。
纸上故乡，终究要比现实更永恒。当古老的石塔消逝在时间深处，当桑园变成茶园，当龙潭庙成为商贸中心，这些文字便成了最珍贵的化石，封存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我们如何记住来时路，如何在不息的变化中守护那些值得守护的价值。
故乡，依然会是一通突然响起的电话。但有了这本书，每一次通话都不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一次次深刻的精神还乡。在这片湘北边镇的生命记忆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变迁史，更是一代人的心灵史。它告诉我们，无论走得多远，故乡永远是可以精神还乡的所在——只要还有人在认真地记录，还有人在深情地记忆。
上塔市镇的故事还在继续，而这本书，已经为这个时代的上塔市镇，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底稿。
秋日叩问乡愁，在《我的故乡上塔市》里深情打捞
曾昭志（平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秋阳正好，10月11日，《我的故乡上塔市》新书交流座谈会如期举行。十余日前，我便接到上塔市镇的盛情邀约，奈何当日有紧要事务牵绊，未能赴会，实为憾事。
《我的故乡上塔市》，是李纯老师写给故乡的一阙秋日长歌。当湘北丘陵的秋风掠过书页，翻卷开的不仅是一座边界小镇的沉睡记忆，更是新时代里一场鲜活的文化自觉实践。这部满含深情的乡土叙事，在层林尽染的秋色中，完成了对一方土地文化根脉最郑重的叩问与守护。
李纯老师的笔触，兼具生活的粗粝质感与文字的细腻温度。这份双重特质，恰似秋日暖阳，既有照亮人心的暖意，亦藏着几分清醒的微凉。而书中的文化自觉，绝非书斋里的孤芳自赏，而是深深扎根于乡土肌理的文化自信。
秋收冬藏，是自然的节律，亦是文化的智慧。《我的故乡上塔市》的编印，便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收藏”。李纯老师以细腻笔触，将故乡的滋味、乡音的韵律、故土的温度一一镌刻，使其超越时空阻隔，成为永恒的记忆坐标。这份文化“收藏”不为怀旧而怀旧，只为在时代快速变迁的浪潮中，为游子、为后人留存一条清晰的精神还乡之路。
登临张师山，比身体的抵达更为畅快的是精神的升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故乡上塔市》不仅是一部记录乡土的地方志，更是一本指引人心归乡的精神手册。只要仍有人认真记录、深情铭记，纵使我们行至天涯，故乡的模样亦会始终清晰如初。
金秋时节，上塔市镇借由这本书的交流座谈，为我们勾勒出文化传承的典范模样。这里的传承从不是将传统锁进博物馆的玻璃展柜，而是让文化真正活在当下、滋养日常。从黄泥湾大屋的修缮到石头河的开发，从黄鳝面节的兴办到张师山文化的深挖，上塔市镇的文化实践始终与民生紧密相连，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这份“活态传承”的理念，让沉睡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合上书卷，书页间的文字恰似秋夜繁星，静静照亮游子的归乡之路。故乡，或许仍是那通突然响起的电话；但因这本书，每一次通话都不再只是简单的寒暄，而是一场场触及心底的精神共鸣。《我的故乡上塔市》，终成游子安放乡愁的精神原乡。
纸上的故乡，终究比现实更恒久。这个秋天，李纯老师与上塔市镇用一本书作答，当物质的痕迹在时光里渐次消散，文化的记忆却能在文字中永远留存。《我的故乡上塔市》，无疑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馈赠。
以文为史，还乡铸魂
——读《我的故乡上塔市》
廖礼杨（首都师大研究生）
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曾掷地有声地宣称：“人类的出路在于重返故乡。”这番论断或许稍显夸张，却以诗性的语言揭示了精神原乡对于作家的永恒魅力。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群体而言，故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锚点，更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与永恒母题。自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勃兴以来，当代作家大多以故乡为根基，建立文学根据地：贾平凹年复一年书写秦岭、商州的苍茫气象，迟子建在大兴安岭的皑皑白雪中谱写生命诗篇，王安忆将“十里洋场”的市井烟火升华为海派文化的精神图谱，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地里浇灌魔幻现实主义。这些文学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塑造了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更印证了海德格尔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时至今日，这种创作范式依然焕发着蓬勃生机，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续彰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作家李纯的最新散文集《我的故乡上塔市》，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维度的故乡图景。在内容上，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故乡上塔市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赋予了鲜活生命力，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地上。书中不仅描绘了故乡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更深入挖掘了故乡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了故乡在时代变迁中的发展脉络。在文体上，这部作品也展现出一定的实验性、探索性：既保持着散文“形散神聚”的审美特质，又融入方志写作的严谨考据，部分篇章更呈现出跨文体的复合特征。全书24篇文章，犹如24块文化拼图，共同勾勒出上塔市的历史肌理与精神图谱。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将历史意识如盐入水般融入文本肌理，使这部作品既是个体记忆的载体，亦可视为上塔的“微型史志”。这一特点，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
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福柯认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同构，其实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有深厚积淀。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叙事范式，将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熔铸一炉，我们将其视为散文、小说阅读也未尝不可；《三国演义》对汉末历史的文学重构，使曹操的奸雄形象、关羽的武圣光环、诸葛亮的智者符号深入人心，成为集体记忆；我们对这些人物的认识，与其说是历史上的真实面目，不如说是小说的塑造。这种文史交融传统在现当代文学中愈发彰显其生命力：“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将革命历史转化为震撼人心的文学叙事，让文学作品成为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生活实践历史的鲜活实录；至于张炜《古船》中的历史沧桑，陈忠实《白鹿原》里的家族史诗，莫言《丰乳肥臀》中的百年苦难，贾平凹《秦腔》里的乡土变迁，则无不体现着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审视《我的故乡上塔市》，我们得以窥见一部立体化的故乡编年史。
首先，这是一部个人回忆史。作者以“我”为叙事支点。“我”或是在文章中正式出镜，扮演“目击者”或“见证人”；或是潜藏在文章背后，充当“解说者”与“旁白者”。无论哪一个“我”，都是回忆的承载者。《贵客到访》作为全书第一篇文章，既奠定了全书的感情基调，又巧妙地充当了个人故乡记忆的开端。此时的“我”，虽已“离乡多年，两鬓飞白”，但干豆角的味觉记忆恰如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琳蛋糕——“沉睡的记忆瞬间被唤醒”。记忆如洪水决堤，一旦开启，便势不可挡，直至奔涌千里，笔下也随之涌出千言万语。这恰好印证了德国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所言：“回忆与文学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于是，借着作者的回忆，我们走进了上塔。记忆纷繁多样，大致可归为两类：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童年旧事忆老街》《再见桑园》《岁月褶皱里的石头河》等篇章显然属于个人记忆，作者在抚今追昔中表情达意。《撑伞吃鳝——黄鳝面节见闻》《山不在高》《庙会》等篇目则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兼而有之，这既是上塔人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也是他们对上塔的持久而深刻的印象。正因故乡记忆持久且深刻，人们在面对故乡时，总易包容接纳记忆中的事物，而排斥记忆之外的事物。为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贵客到访》一文中，作者为什么对干豆角偏爱而与绿茶和桃子疏离——那些刻入生命基因的故乡符号，永远比新奇事物更具情感引力。
其次，这是一部杰出人物史。一地能够扬名，除去该地本身的得天独厚之外，“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上塔之所以能与平江其他乡镇区分开来，关键在于上塔人。在本书中，作者记叙了多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杰出人物。《毙寇三雄》中，作者以一种类似于欲扬先抑的手法叙述了三位英雄的抗日事迹。面对日寇时，“平时连杀鸡都不敢杀”的陈幼松，“不受乡人好感”的赵郑奇与“东岳庙的庙役”何哑巴三人不愿受辱，奋起反抗。“小人物”的“大事迹”，深刻颂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客从兰州来》中，九十余岁的厚哥跟随共产党南征北战，为国奉献半生，谱写出一曲“愿得此身长报国”的壮歌。《通山送虎》与《老刘冬塔十五年》是两篇典型的写人散文。前者通过送虎归山，展现刘主任朴素的生态情怀；后者通过兴修水利，体现老刘的人民公仆精神，诠释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政之道。《守护黄泥湾》中，刘教授与苏记者为了保护黄泥湾大屋这一珍贵传统村落四处奔走呼告，更让人看到了当代上塔人的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至于最后一篇《烈火中的平凡人》，则以当代“好人”——何恒南、李威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英勇救火事迹，展现新时代下上塔人民的精神面貌，又与《毙寇三雄》一文在时空上交相呼应，抗日英雄与当代救火勇士的精神接力，构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上塔的独特气质与地区精神，正是由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灵魂铸就。
最后，这是一部上塔发展史。《边镇硝烟录》以铁血笔触勾勒出清道光以来的战争年轮，揭示了平江红色基因的历史渊源。《探下官庙》则是对九岭保卫战的深情回望，从历史的大浪淘沙中拾取那些可歌可泣的篇章，让英雄事迹突破时空界限永驻人心。历史常以“变化”的面目示人，本书诸多篇目皆见证了上塔的今昔嬗变。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变化更为明显，往往藏于一两句寻常对话之中。如《龙潭庙的归去》中，表妹一句“供销社把铺面卖给了个体户经营，如今成了上塔市的商贸中心。”暗合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脉搏。《再见桑园》中桑茶更替的产业转型，则映射出农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轨迹。姑娘称“我”为“外地来的大爷”，颇有几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意趣。以上两例看似微小的生活切片，实则是时代巨变的生动注脚。同时，我们也当铭记，上塔今日之成就，非凭空而来，实乃上塔人民奋斗之硕果。《老刘冬塔十五年》中鞠躬尽瘁的刘志斌同志，《塔的重生》里慷慨解囊的民营企业家何恒军、陈魁江等，《昌江上头》里壮志难酬的黄凤才书记等，这些建设者共同铸就了上塔发展的精神丰碑。值得一提的是，上塔的历史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个人回忆史、杰出人物史相互交织、彼此映照。个人回忆为上塔发展史提供了细腻的情感注脚，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如干豆角的味觉记忆、老街的童年旧事，实则串联起了上塔发展的时间线索，让读者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中感受到上塔的时代变迁。杰出人物史则为上塔发展史注入了厚重的精神力量，无论是抗日英雄的英勇事迹、革命老兵的壮志豪情，还是当代建设者的无私奉献，都彰显了上塔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推动上塔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体而言，《我的故乡上塔市》既是个体生命的诗意栖居之所，也是集体记忆的当代重构之笔，更是平江精神的现代转译之作。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当下，在现代性浪潮持续冲刷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乡关何处？我们何以还乡？李纯以文学的方式完成的这场“精神还乡”，为上塔留下了珍贵的文化存照与历史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