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个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放弃沿海城市优越的条件，选择到贫困山区作清苦的理论宣传工作，一年两年并不奇怪，但如果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就不得不用仰视的眼光去审视。董希如曾经是厦门大学的教师，毅然回到山区平江，一干就是23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用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书写了自己壮美的人生，可歌可泣！

    当一个人从山区调往大城市的时候，人们不仅会理解还会祝贺。当一个人放弃沿海城市的大学教师工作岗位到偏远山区工作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难以置信。但在平江县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放弃厦门大学教师的工作，来到平江县委宣传部做理论专干，一干就是20多年，足迹遍布平江县的山山水水。

    选择义无反顾 从大学教师到山区当理论专干

    1951年，董希如出生在罗霄山脉的平江县，这里曾经是湘鄂赣苏维埃所在地，是平江起义的发生地，走出了100多位将军。崇山峻岭、饥饿贫穷几乎成了董希如全部的童年记忆。

    董希如初中毕业时，刚好遇上文化大革命，回到乡里种地，后来任民办教师。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早早结婚，生儿育女。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当时的公社书记鼓励他去考一下，他鼓足勇气上了考场。没想到一考竟以超过重点线60多分的成绩，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4年寒窗苦读，因品学兼优留校教书。

    独影游离念故乡。大学学习工作8年，但回乡的念头在他心里从未淡过。董希如说，从他走进大学校门起，他就有个愿望，毕业后要回家乡教书育人。

    1986年平江县委想引进一名理论专干，董希如动了心，决定回平江工作。

    亲戚朋友同学对他这个选择十分惊讶。别人千方百计往大城市挤、往沿海地区跑，你却好端端的大学老师不当，要往山沟里钻，是不是脑子里进了水？有的说，在高校每月工资加补助500多块，到了县里还不到100块，你会后悔的。还有人预言，董希如是一时冲动，迟早还会回厦门大学。

    但董希如毫不动摇地回到了平江县。直到退线了董希如才第一次正面回答为什么作出这个选择：“其实这是个很平常的选择，我既不崇高，也不是傻帽。理由有二：一是我喜欢家乡，而且我的老婆孩子在平江，把妻小转到厦门不是没有可能，当时有政策，等两年就行了，但我不想麻烦组织；二是什么事都要人做，贫困山区更需要人才支持，一个读书人，为家乡发展出点力于情于理是应该的。”

    足迹遍布城乡 把真理播撒在渴望的土壤

    董希如个头不高，皮肤挺黑，农民本色。和人交谈时，他的身上散发着土地一般的质朴与谦和。

    我们的谈话从他第一次走上讲台开始。

    当时正是开展全省干部正规化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他面对的是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虽然早有准备，结果却是理论有余，实际结合不够，过程干涩，走下讲台，满头大汗。

    那堂课，让他悟出一个道理：传播知识、传播真理，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只有和实际生活接轨，和心灵相碰撞，理论宣讲才不空洞。

    董希如一头扎进了书海里。党的创新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学习就跟进一步，研究就深化一步。他购买了大量的图书资料，订阅大量的报纸杂志。作读书笔记和剪辑资料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每次到北京去看女儿，他都要抽空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

    董希如一头扎进了实际生活中，他常到机关、农村、企业，和干部群众交谈，找大家的困惑，听大家的心声，找典型的事例。他整理的资料一袋又一袋，对照理论认真研究，为的是有针对性地为干部群众释疑解惑。

    为了吸引听众，当好群众的“理论翻译”，他为自己定下备课标准：多一些事实解读，少一些逻辑分析，多一些“鸡毛蒜皮”，少一些“第一第二”，多一些理论与实践的化学反应，少一些“物理粘贴”。渐渐的，很多人眼里严肃、抽象的政治理论，在他那里却成了有趣、幽默、快乐的精神大餐。“日本人发现欧洲人喝饮料都会剩下些，究其原因，是欧洲人鼻子高，被杯沿撑住了，于是就研究出了斜口杯。”在咏生乡，一个简单的佐证例子，便让群众明白了创新的意义。

    董希如讲课的名气越来越大，请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劲头也越来越大。县委宣传部车少，他常常是搭中巴车、农用车或骑自行车前往。风尘仆仆间，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乃至村组屋场都曾留下他密密麻麻的足迹。有一年“七一”前夕，他搭农用车赶到离县城七八十里的三墩乡讲课，整整半天，嗓子都嘶哑了。在三墩乡讲完课晚上就住乡上，蚊虫叮咬难以入睡，但第二天他又红着双眼如约赶到瑚佩管区接着讲。

    董希如每年讲课50多堂，有全县性1000多听众的大课，有为某单位连讲7天的长课，还有只为几名村干部讲的小课。

    搞理论研究和宣传，除了需要激情，还要有敏锐性和前瞻性，这是董希如对如何当好理论宣传员的心得。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董希如敏锐地感到，这次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将又是一次我党执政理念的伟大创新。于是，他兴奋不已，趁早入手，认真研究讲话精神，收集整理资料。党的十七大召开后，他的辅导课讲稿很快形成且事例翔实，几乎每天都有人请他讲课，所到之处，干部群众赞不绝口。

    20多年来，“三讲”、“三个代表”宣教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十六大、十七大精神、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等重要宣讲，他都担起了主讲任务，每次都能打出一个漂亮仗。2004年在伍市镇宣讲中央一号文件时，他把内容编成大家一听就懂的顺口溜:　“一年少，二年免，三年还倒找。一号文件是法宝，精神实质要学好，三农问题解决早，全面小康有望了。”……这些顺口溜，后来还得到了前来调研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高度评价。

    机关干部记忆里有他：听了老董讲课，我们做工作思路就顺多了。

    农民的记忆里有他：老董讲课我们喜欢听，政策经他一讲就好懂了，他讲的都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有关。

    县委学习中心组的领导们记忆里有他：他讲课从不虚无缥缈、大话连篇。他的宣讲，每次对县里的全局工作总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大桥中学师生的记忆里有他：那年他应邀到校讲社会主义荣辱观，烈日暴晒下，他在操场上一站就是2个小时。

    平江县伍市镇原党委书记说：“老董给我们讲科学发展观，结合讲城镇产业开发，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在建设中遵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要求，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全县第二，还评上了全国文明村镇。”

    董希如开心地笑了。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理论宣传的魅力，感受到了理论工作者的价值和幸福。
小天地大文章 把人生的路走正走好

    记得当年董希如要从厦门回平江的时候，董希如把行李都托运了，火车票也买好了，很要好的两位同学硬把他的车票抢了回去，想做最后的劝阻：与其以后后悔，不如现在回头。

    董希如说，我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知道沿海城市与山区的差距，正因为我清楚这一点，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有心理准备。过去那么贫穷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工作、生活，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难住我呢！

    时光流转，董希如当年在厦大的同班同学，有的供职于国务院，有的当上了省部级和厅局级干部。后来连他的学生，有的也都当上了大学教授、博导。有人说，老董如果不回平江，早就是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导了。

    常有人问董希如后悔过吗？董希如平静地回答，大有大天地，小有小文章，很充实，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董希如曾有过两次再回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

    1987年，董希如刚回乡一年，厦门大学来电话：他离校后，商周考古学找不到合适的教师，希望他能重新回到学校。那时他刚刚在理论宣传方面入了行，也深深爱上了这项工作，他婉言谢绝了回校邀请。

    1992年，他的一位同学在厦门大学已担任领导，来信邀他回校继续任教，并把他的相关材料准备报教育部。在这调动的最后关头，董希如对同学说，同是站讲台，山里更需要我。

    在平江20多年，县里的领导班子换了多届，许多领导了解董希如的德才，几次想调整他的岗位和职务，但董希如说，我的性格和专业，适合做这个工作。

    董希如大学学的是考古专业，专业功底深厚，在平江颇有名气。一些做文物生意的人闻风而动，多次劝他出山大干一场，只要他当“顾问”就可以了，“利润”十分可观。董希如拒绝了。他还有个规矩，从不收藏文物。他说，如果图名利，我就不会从大学回到大山里。

    用全部的忠诚 写就平凡而壮美的人生

    董希如喜欢到平江烈士公园散步，谈到这个习惯，他讲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家史：他的祖父、外公、外婆都是革命烈士。每当他看到那些烈士的名字，想起刀口下的革命先驱，你就会觉得个人的名利得失是那么的渺小！

    他还讲，自从他被平江县作为人才引进回来后，组织上把他在农村的妻子孩子解决了城镇户口，还安排了妻子的工作和住房，在那个年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一个人要知恩图报。

    在大山的讲台上，老董一站就是23年。23年来，他付出的不仅仅是辛劳和汗水，而是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

    2005年一次体检，发现董希如血糖偏高，如不及时住院矫正，还会演变为糖尿病。当时县里正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课很多，董希如挤不出时间。“再等等吧。”他总这样对自己说。时间一拖累，最终患上了糖尿病。
    县一中的教师不会忘记

2004年4月30日发生的事。那天，董希如应约来讲课。在他走上讲台前，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传来哥哥急促的声音：“你赶快过来，弟弟已经走了！”愣了半晌，他还是走上台去。与平日不同的是，课间他的电话多次响起。讲课结束后，他哽咽着向学员说：“真对不起，电话总是在响，因为讲课前我弟弟刚刚在医院去世了……”会场一片沉寂。

    时间定格在1988年夏季的一天。

    那天中午，董希如刚走到办公楼，就被传达室的人叫住了：“有电话找你，说你儿子和同学一起游泳时掉到汨罗江了。”他沿江狂奔寻找，却无济于事，最终在医院见到孩子已经冰冷的面庞……

    从那以后，经常曲不离口的老董变得沉默了。毕竟，那是她和妻子的寄托：孩子听话，在当时县委院子里被公认为最会读书的孩子。他太忙了，什么时候管过孩子呢！他对不起孩子。20多年过去了，妻子仍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时常在梦里呼唤儿子的名字——坚伢子。有人说，如果老董不回平江工作，孩子可能就不会出事。

    一讲这件事，很少抽烟的老董颤抖着手点燃了一根烟，喃喃道：“13岁了，他都长到齐我耳根高了。”老董顷刻变得很苍老。

    去年，56岁的老董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线了。早在北京帮女儿带孩子的妻子盼他早日到京团聚，女儿女婿也多次催他过去安享晚年。可平江的讲台依然离不开他，老董匆忙的身影仍然穿梭在汨江两岸。近来他在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宣讲忙碌，老董说，这么重要的理论宣讲活动他不能歇。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我就会一直讲下去，直到我扛不动。